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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穆:诗与剧

錢穆先生 文字研究 2021-10-27

錢穆先生


詩與劇

 

余尝谓中国史如一首诗,西洋史如一本剧。亦可谓中国乃诗的人生,西方则为戏剧人生。即以双方文学证之即见。古诗三百首为中国三千年来文学鼻祖,上自国家宗庙一切大典礼,下及民间婚丧喜庆,悲欢离合,尽纳入诗中。屈原《离骚》,文体已变,然亦如一长诗,绝非一长剧。《九歌》之类显属诗,不成剧。汉赋乃楚辞之变,而汉乐府则显是古诗演来。即如散文,亦可谓从诗体演来,其佳者必具诗味,直自乐毅《报燕惠王》,下至诸葛亮《出师表》,皆然。又如曹操《述志令》,岂不亦如一首长诗。孔子曰:"不学诗,无以言。"凡中国古人善言者,必具诗味。其文亦如诗,惟每句不限字数,句尾不押韵,宜于诵,不宜歌。盖诗乐分而诗体流为散文,如是而已。



曹丕曹植文,更富诗味。王粲《登楼赋》,则赋亦如一诗。建安以下,诗赋散文,显为同流。如陶潜《归去来辞》,《桃花源记》,《五柳先生传》,实皆诗之变。下至韩愈《伯夷颂》,《祭十二郎文》,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之类,岂不亦显近一诗。故非深入于诗,即不能为文。清代姚姬传有《古文辞类纂》,李兆洛有《骈体文钞》,文有骈散,而根源皆在诗。此则可一言而定者。

先秦九流十家中有小说家,然中国古代小说亦近诗,不近剧。如鹬蚌相争,画蛇添足等,见之《战国策》者,皆诗人寓言,亦比兴之流。下至魏晋以降,有《世说新语》,其佳者皆可改为诗歌讽咏,但不宜制为戏剧表演。故中国古代小说,非如后世小说之可以搬上舞台,成为戏剧。凡属近于小说故事之可为戏剧者,实多从印度佛教传来。如佛典中之《维摩诘经》,街坊平话中之《目连救母》等。唐代丛书中颇多其类。即如元稹之《会真记》,流而为元代戏曲中之《西厢记》,剧之成分胜于诗。然元剧文字则从宋词变来,剧中仍多诗的成分。此下如昆腔,乃至平剧,歌唱仍多于表演。诗的成分弥漫剧中,不贵以动作来表演。中国古代亦有近似演剧者,如《滑稽列传》所载,多诙谐,如后代剧中之有丑角,则仍不为戏剧之中心。




然则中国文学以诗为主,观于上述而可知。西方文学,则以小说戏剧为主。如希腊《荷马史诗》,实非诗,乃小说剧曲而已。又如阿拉伯人《天方夜谭》,《一千零一夜》中所讲故事,皆宜播之戏剧,不宜咏为诗歌。几千年来,其势亦不变。故谓中国乃诗的人生,而西方则为戏剧人生,应无大误。

戏剧必多刺激,夸大紧张,成为要趋。诗则贵于涵泳,如鱼之涵泳于水中,水在鱼之外围。鱼之涵泳,其乐自内在生,非外围之水刺激使然。孟子曰:"诗言志。"人生外围,变化万千,然人生贵自有志,自有好,自有乐。如舜之一家,父顽母嚣弟傲,然舜处家中,惟志于孝。其所历故事,应咏为诗,则其感人深厚。若演为剧,则情味便不同。剧中舜之父母及弟,凡所表演,皆远离于舜之内心所存主。而舜则为剧中之主角,但一剧中所表演之情节与成分,则尽为其父其母其弟所占。此为主客倒置,抑亦主客平等,则情味自变。及舜之登朝,摄政为天子,亦如自咏一诗,自述其志而已。故舜之端恭南面,无为而治,亦仍是一诗人生活,非戏剧生活。中国于古代圣人,最好言舜,其民族文化之渊源显在此。

凡中国人之人生理想皆如是,故得使五千年中国史亦如一诗。此如鱼在盆中缸中,或在池中溪中,乃至在江海中,四围水有大小,鱼之潜身有深浅,而其在水中之涵泳则同一无异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一如咏一诗,此惟中国人生则然耳。

中国以农立国,五口之家,百亩之地,春耕夏耘秋收冬藏,四时勤劳,皆可入诗。牧牛放羊,凿池养鱼,鸡豚狗彘,凡所与处,相亲相善,亦一一皆可以入诗。"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",莫非诗境。故中国诗亦以田园诗居多数。希腊人经商为业,商人重利轻别离,家人团聚,乃暂非常。贸易为求利润,供求间非有情感可言。无情斯亦无诗,而跋山涉海,万贯在身,骤变一富翁,不得谓其非戏剧化。辟商路,保商场,整军经武,牟富必济之以强力,罗马建国则然。恺撒不在吟一诗,乃在演一剧。西方人生,则希腊罗马可为其榜样矣。

戏剧中刺激自外来,演剧亦供四围观众以娱乐,观众所获娱乐亦在刺激。诗人涵泳诗中情志,皆由内发,则所咏亦属内,不属外,重内重外之分,即诗剧之分也。

戏剧中必分种种角色,亦不能无跑龙套,此乃一现实。非有各色人之分别存在,即不能有此一现实。唐人诗:"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,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。"此清明时雨,此村边杏花,此牧童,此酒家,亦皆现实。但诗中所咏,乃一路上行人之断魂心情。此一心情则为一切外围现实之主。而时雨杏花酒家牧童,尽皆融入此一行人心中,而见其存在。使无此行人一番心情,则此种种现实亦自随而变。又一诗,"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,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"曰姑苏,曰寒山寺,曰江枫,曰渔火,曰月落,曰霜满天,曰钟声,曰乌啼,此亦皆现实之境,但共有一中心,则为客船上对愁不眠之诗人。无此诗人之心情则四围现实皆俱变,将不复如此诗之所咏矣。

故人之有情,乃为人生中最现实者。此情变,则其他现实皆将随而变。"暮春三月,江南草长,杂花生树,群莺乱飞。"此亦散文中极富诗情一佳例。描写春日风光,何等生动。然唐人有诗谓:"打起黄莺儿,莫教枝上啼,啼时惊妾梦,不得到辽西。"打起黄莺,此是何等杀风景事。然此妇念夫心切,情有所萦,乃于枝上啼莺惊其午枕美梦,转生厌恶。莺啼群所爱,而此妇独生厌恶。此非反于群情,易地则皆然,己心变,则外境随而变。使无一己之心情,四围现实,复何意义价值可言。诗重咏心,剧重演境,此其大不同所在。

中国人重此情,故中国人生乃是超现实而亦最现实者。西方商业人生,乃轻视此情,转向外围现实中求。科学可不论,哲学亦然。柏拉图悬书门外,"不通几何学弗入吾门。"几何学即科学,绝不能羼以人情,故西方哲学亦只重理智,重客观,认为真理当由此求。则试问人生苟无情,真理又何在。即宇宙真理自然科学方面,亦由人类功利观念所发动,何得谓之纯客观。

戏剧亦求客观,此时此地,此人此事,只此一现实,不再在其他处遇到,始是戏剧好题材。如男女恋爱,西方人用作小说戏剧题材者,层出不穷,力求其不相似。但中国诗则不然。《关雎》为古诗三百之第一首,"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",一方必求为淑女,一方则求为君子。现实中之恋爱,千差万别,变动不居,只此双方求得为淑女君子,则共同人情之不变者。此乃一主观要求,一切客观尽向此为归宿。故中国古代风俗,婚姻必诵此诗,此即所谓道一而风同也。欲求人生勿如一戏剧,其要旨在是矣。

汉乐府有云:"上山采靡芜,下山逢故夫,长跪问故夫,新人复何如。"此故夫与新人,果为君子与淑女之相配否,今不可知。然此上山采靡芜之弃妇,则应可称一淑女矣。果为一淑女,其所怀心情,宜可入诗。后人知其为一淑女,亦因咏此诗而知。凡中国诗所咏,则皆超现实,不重客观,仅咏其一己内心主观之所存想。一切诗几乎皆如是。而中国人生受此陶冶,亦莫不重在此。《中庸》言:"莫不饮食,鲜能知味。"饮食乃人生中最现实者。孟子曰:"饮食男女性也",是矣。然饮食贵知味,人生现实中之味则在情,今所谓人情味是矣。苟无情,则又何味焉。

具体现实重客观,重分别,彼此不相混淆。人情超现实,乃一抽象观念,笼统概括。舜之父母,与周公之父母,同是一父母,即同应孝,不宜再加分别。孔子曰:"必也正名乎。"父是父,母是母,夫妇兄弟君臣朋友皆然,此之谓人伦。正名者,但正其名,而实则非可正。如欲正其实,则舜之父母将不得为父母,而现实乃大变。故现实贵在名,名则在抽象,在主观,只在笼统概括一共同观念上。故曰淑女,曰君子,此犹如称孝子,称忠臣,凡人伦必可名。但如曰富人曰贵人,则乃具体,有分别,不成人伦中一名。孰有以富人贵人为名者?在中国重视人伦大道之人生中,则有此实,而无此名可知。

人情逐于物而具体可分别者,中国人则称之曰欲。孝弟忠信为情,乃对人而发,期能得对方之同情。富贵权利,则在己之欲,惟引起人我之相争。十人赛跑,九人退后,一人乃得为冠军。而事过境迁,在其心中,终不能长存此满足感。于是再求竞赛之来临,但又不得常为冠军。西方人生正如此。故情则内外可以和合,欲必导致内外分裂。欲不可笼统概括,外面来一刺激,吾心随生一欲。外面无刺激,则我心必向外寻刺激,以满足吾所欲。而欲终不可得满足。商业即与人以刺激,而供人之满足者,其不可终得满足,亦可知。必于四围之不满足中,求得一己之满足,此为西方人生。中国人生务求能转欲为情,则孝弟忠信,敬爱和平,内外双方,两皆满足矣。然此亦笼统概括言之。当下得满足,而永此向前无止境。孰谓孝可满足,自此以往乃可不孝。善可满足,下自此以往乃可不善。故曰:"止于至善",亦笼统概括语。实则永在此至善一途上前进,非有止也。则止乃仍是一名,非一实。今人则仅曰奋斗向前,人生只在瞬息间,瞬息必变,亦可谓无人生之可名矣。而又何味之有乎。笼统概括超现实而赋以一名,曰"止于至善"。其实所谓奋斗向前,亦只一名。惟其名不正,斯无可止,群情终不安。然则何不正其名曰父慈子孝君仁臣敬,男曰君子,女曰淑女,使人即此而可止,即此而可安之为愈乎。

西方人言科学,试问自发明枪炮乃至于核子武器,各种杀人利器,亦得谓之是人生之进步否?西方人言哲学,试问自柏拉图理想国,而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共产主义,亦得谓之人生之进步否?人情有一止境,而人欲则无止境。今日竞言进步,实则乃人欲之横流也。今日世界之戏剧化,皆由欲来,不由情来。

今日国人方提倡新文学,竞为戏剧小说,又倡为白话诗。中国一切旧文学,皆置之不理。而传统诗化之人情味,亦将放弃,古调不再弹,诚亦良堪嗟叹也。西方人亦非无情,惟其恣于欲,遂多情不自禁处,亦多情不自安处。观其戏剧小说而可知。而种种祸乱,亦胥随以起。今国人亦宁愿蹈此覆辙,则亦无可奈何耳。

继此当言艺术,戏剧亦一艺术也。而中西艺术又不同。西方分真善美为三,中国则一归之于善。善即人情,使真而无情,即真不为善,虽真何贵。西方言美,亦专就具体言。如希腊塑像必具三围,此属物体,无情可言。无情亦无善。美而无善,亦可成为不美。如杨贵妃在唐宫,非不是一美人。然缢死马嵬驿,人心始快。则美而不美矣。临去秋波那一转,乃崔莺莺之多情,亦即崔莺莺之美。但其越德离矩,终亦仅成一小说戏剧中人物,非诗中一人物。金圣叹以《西厢记》《水浒传》与庄周屈原诸人著书同列为六才子书。才子亦小说戏剧中人物,非诗中人物。中国古人亦绝不视庄周屈原为才子。圣叹此等见解,正亦明季文风堕落之一征。女子无才便是德,此语更寓深义。才情并茂,则尤非有德者不能。中国人重德,西方人重才,亦中西文化一大歧趋。平剧后起,对西厢故事多演红娘,少演莺莺,亦有斟酌。至如秦香莲一剧,则事胜情,乃类西方一悲剧矣。要之,中国戏剧仍富诗情,寓教育感化之意多。而西洋恋爱小说与戏剧如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之类,惟富刺激性,无教育感化意义可言。此亦可谓中西双方艺术意义亦不同。

中国之诗化人生,宜亦可称之为艺术人生。而西方人生,则仅得称为是戏剧化,不得同称之为是艺术化。在西方真善美必相分立,而中国则真善美同归和合。此又中西双方人生大相歧所在,不得不深味之。

或谓中国人生重道德,乃由少数人提出一规矩准绳,剥夺人自由,强人以必从。《论语》孔子曰:"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"道者,人之共同行为,而必当本于个人各别之德性。德性则必有情,于是乃有人与人之同情,此即孔子之所谓仁。艺则文学、艺术、科学、哲学皆属之。游则余此上文所谓之涵泳。人生大义尽此矣。则中国之道德人生,亦即是艺术人生,正是一诗化人生也。读二十篇《论语》,能亦如诵一首诗,则庶得之矣。

近代中国人竞慕西化,即文学艺术皆然。百年来,社会竞效西方演话剧而终不盛。中国之平剧及各地方剧,大体皆诗化。遇所欲言,必以歌唱出之,不用白话,因白话表达不到人心深处。凡属喜怒哀乐爱恶真情内蕴,皆非言辞能尽。于是歌唱淫液,磋叹往复,所谓诗言志,乃属一种情志,人生主要乃在此。故平剧地方剧莫不歌唱化,亦即是诗化。西方人之小说与剧本,惟因情不深,乃偏向事上表演,曲折离奇,惊险迭出,波谲云诡,皆以事胜,非以情胜。如平剧中《三娘教子》一段,其子长跪台前,三娘长幅唱辞,不在辞,而在声,此即艺术深处,为白话剧所不能有。又如《苏三起解》,在途中唱叹不尽,仅一解差相随,情意万千,在话剧中又如何表出。故知中国人生决不能戏剧化,而必诗化。中国戏剧亦诗化。而白话剧则终不能紧扣中国之人心。即此一小节,可概其余矣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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